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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清GDP迷信 转型改革还需给力

2012年1月18日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社论浏览:字体:大中小

类别:时事评论   浏览量:538   版次:AA02   版名:社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1-18
作者:南都社论 原创   手机看新闻 全国订报编辑此文 摘要:GDP是经济的重要衡量指标,但并不是唯一的指标更不是全面的指标,告别唯GDP论不是以口头表达,而需以行动显示。    昨日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宏观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放缓至9.2%,低于去年1.2个百分点,而去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长8.9%,增幅创下两年新低,符合此前低于9%的普遍预期。

    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已习惯了以GDP证明自己的强大,甚至陷入对G DP的迷信之中,“保增长”常年均为中央经济任务的首要目标,即使政策重点有些微转变,“保增长”仍是十分重要的目标。2000-2010年,GDP增长率年平均值高达10.46%,中国经济列车一直保持着超高速的狂奔。

    然而,GDP迷信早已对中国经济与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在大政府的背景之下,政府掌握强大的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对GDP的盲目追求,令全国各地均倾向于将资源投放在门槛较低却能迅速提高G DP的行业,高污染、低技术的发展方式被不断复制,最终导致经济结构愈发扭曲,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愈加强化,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降低。与此同时,官员的利益、政绩、升迁早已与GDP互相捆绑,官员不仅可从政府投资中获取利益,政府投资拉升的GDP又成为其重要的政治资本和升迁条件,GDP既是官员的利益来源又是官员追求的目标,于是地方政府GDP攀比愈演愈烈,不断投资建设大型基建项目,一定程度导致投资效益下降,同时通过卖地及房地产行业的GDP“回馈”中将土地财政的规模愈发扩大。中国经济在对GDP的迷信下扭曲发展,形成了内外需失衡、投资消费失衡、经济结构失调等不平衡、不持续、不协调的经济局面。

    这种现象早已被认知,却一直未能改变。早在去年初,“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就已主动调低0.5个百分点至7%,温家宝总理亦表示应调低经济发展速度,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主线,但是时至今日,对GDP的迷信仍未破除。早在去年年中,关于GDP放缓的讨论就已甚嚣尘上,GDP预测全年都是专家们的必答题,即使9.2%仍是一个很高的增速,即使放缓有调控的因素在,人们仍对经济增速放缓表现出十足的担忧。对2012年的经济定调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稳增长”,即使将“保”字换为“稳”字显示了一定的转变,但在换届之年,不难想象上任新官披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外衣掀起又一轮的政府投资热潮。现时GDP仍是官员利益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这点改变之前实难令官员彻底放弃对GDP的追求,近年政府收入以年均20%甚至30%的速度增长,在GDP中占比超过30%,但政府却仍然缺钱,为投资仍需大举借债。审计署数据显示,2010年的地方性债务总额高达10.7万亿元;房地产行业是地方政府的重要利益来源以及拉动GDP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在地方政府变相“抵制”限购令的掩护下,去年在最严厉调控下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依然增长了27.9%。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最近各种会议上对告别唯GDP论关注经济健康发展的表态则略显苍白,这是否会沦为一句口号?如果在G DP放缓之时大呼“理性看待”GDP,而当GDP在“保增长”之下再度提升又引以为荣,则今日之“理性看待”难免有为经济增长放缓开脱之嫌。

    GDP是经济的重要衡量指标,但并不是唯一的指标更不是全面的指标,告别唯GDP论不是以口头表达,而需以行动显示。在常年追求G DP的政策选择下,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投资需求和出口增长,而2011年的数据显示,投资为GDP增长贡献5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则拉低GDP增长0.6个百分点,与2010年相比,两者的贡献率都在下降,意味着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逐渐失去动力。短期内也许中国仍能依赖高投资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长此以往,同样投入只能收获越来越小的效果,而为保增长吸引更多资金投资,则会进一步加大风险令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结构性的转型与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GDP不等同于经济发展,更不等同于社会发展。告别对GDP的迷信,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更应该注重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即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以及利用多少的资源与资金可产生同样的效果。同时,增长结构须作出重大的调整与改革,现时政策之下资本投资受到鼓励,资本市场活跃而实业出现空心化,即使在实业领域,政策与资源倾向于对GDP有较大贡献的钢铁、石化等重工业,上述两类情况对就业率均贡献寥寥,而对增加就业贡献最大、易于激发创新的中小企却频陷困境,虽然近日已出台若干政策扶持中小企,但要促成结构转型还需税制等一系列改革的配合与推动。另外,在这样的增长过程中,资源与资本愈发向政府与富人聚集,普通民众享受的收益与GDP的高速增长并不匹配,调整收入分配,让民众可享受到与经济发展同等的收益,亦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