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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约翰逊:金融部门买通官员保护

2012年2月1日来源:《财经》浏览:字体:大中小

 
欢迎发表评论02012年02月01日07:35 来源  作者:西蒙-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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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三年中,关于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人们提出了两种观点。理解这两种观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对政客从而对全球经济未来的健康和稳定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第一种观点是,政府完全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政府没能胜任,政客则在追求自身利益。持这一观点的大多是政治右派比如那些认为2008年金融大崩坏的主要问题出在政府住房政策的人。

  在美国共和党内争夺11月与奥巴马竞选总统人选的候选人中,罗恩·保罗(RonPaul)一直宣称,对于银行业出现的状况,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问题的答案。他指出,如果政府能更彻底地从金融部门离开(包括撤销美联储),那么美国经济将运转得更好。

  第二种观点是,近几十年来,金融部门一直在努力游说去监管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说服政客这才是安全而现代化的银行业方式。根据这一观点,政府政策并没有失灵,相反,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游说团体花钱收买所要达到的效果。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罗恩·保罗提出的政策药方就没什么吸引力了。除非你认为现代金融部门真的可以在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监管(包括银行不必对存款提供保险)的情况下运转,否则,真正的问题就不在于官员的政策偏好,而在于金融部门游说集团有能力说服官员出台这样的政策。

  IMF的伊甘(DenizIgan)和米什拉(PrachiMishra)的最新研究中提出了新的证据支持第二种观点。在这篇题为《三个人的公司:华尔街、国会山和K街》(Three’sCompany:WallStreet,CapitolHill,andKStreet)的报告中,两位作者研究了大量关于美国金融部门公司游说的数据。

  当然,立法者关于采用何种法律给予支持的偏好是不同的,这使得精确研究政治影响机制变得十分困难。但伊甘和米什拉用一个十分巧妙的办法处理了这个问题他们寻找党员官员对立法建议的立场改变超过一次的例子,并花了大量精力寻找立场改变背后的原因。

  除了分析关于游说支出的信息外,两位作者还挖掘出了游说集团(被称为“K街”,因为大量游说集团的华盛顿办事处都设在那里)和立法者的关系网。比如,游说者通常是立法机关的前工作人员。

  研究结果让人难以相信不过职业游说者大概不会感到惊奇。游说支出的大量增加有助于说服立法者改变立场。“某法案的游说者是否是从前的立法者会影响对该法案的立场,使之偏向于去监管化。”

  当然,去监管化正是金融公司之所欲不管什么类型的规则和监督,越少越好。这完完全全是一件你认识多少人、和他们交情如何的事情。特别是,你作为游说者的价值与你过去的工作背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伊甘和米什拉发现“在立法机关有关系的游说者和没有关系的游说者相比,前者花钱让立法者改变立场的效果比后者好一倍。”

  国会和游说集团之间的旋转门似乎是金融部门逐渐去监管化的关键,而去监管化又导致了过度的风险承担,引发了危机。在另一篇论文中,伊甘、米什拉和特雷塞尔(ThierryTressel)一起发现,在2008年之前承担风险越多的公司,在游说中用力也最多。

  从本质上说,金融公司是在用钱买承担更多风险的权利。当事情朝好的方面发展时,这些公司的高官们就能平步青云大部分体现在立刻获得的丰厚报酬中,因为很少有高管是根据经风险调整的回报获得报酬的。这意味着当风险成为现实,公司遭遇损失时,代价全落在了纳税人身上。

  罗恩·保罗指出金融部门中间存在严重的权力失衡和扭曲,这是正确的。他还指出,大量政府政策的受益者是极少数大公司使它们能够过度承担高风险这也是正确的。

  但保罗等人就此认为政府是所有金融乱象的终极根源,这就不正确了。金融公司高管想要承担大风险。他们想要的安排是,即使他们失败了,仍然能得利。

  大型金融公司早就买通了必要的政治保护(打着去监管化的旗号),这使得它们不断壮大,也不断变得更危险。这一激励结构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变得更加极端了。

  (西蒙·约翰逊是前IMF首席经济学家,领先经济学博客http://BaselineScenario.com 联合创始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彼得森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员,与郭庾信合著有《13位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