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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下光伏产业该如何突围?

2012年10月19日来源:上海证券报浏览:字体:大中小

  中国光伏业正在经历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美国的带领下,欧洲也开始采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甚至印度也加入其中。2012年中国光伏业完全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类似窘境并非光伏业“独享”。日前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份报告矛头直指华为和中兴通讯(000063,股吧),以威胁美国安全为由,警告与上述两家公司合作的美国企业重新找供应商。近日印度也修改规则,阻止中国企业进入其电力领域。

  深陷困境的光伏企业应该如何自救,又该得到怎样帮助?不仅光伏业,中国整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化之路都往往躺着中枪,形成国际竞争力后往往都面对“十面埋伏”,又该怎样突围?带着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王斯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

  是谁要了光伏的命

  除了国外贸易保护政策,光伏产业产能过剩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光伏业的辉煌期曾培育出无锡尚德这样的国际领先企业。但随着赛维LDK、尚德等深陷财务黑洞消息不断传出,中国光伏产业风光不再。曾经高投入、高产出、高利润的“三高”产业,似乎瞬间走入低谷。

  如果说美国市场的“双反”对中国光伏业形成的冲击,尚有缓解办法的话,欧洲市场的“双反”则基本上要了中国光伏业的命。

  但行业当前的困难,并不完全是由于国际市场的贸易保护引起的,外部局势的变化,不过是引爆问题的催化剂而已。

  记者:中国光伏业整体走下坡路是在2011年年底,出现了赛维、尚德面临破产的问题,到底是贸易保护要了光伏的命,还是自身产能过剩的问题?

  孟宪淦:中国光伏业目前的处境是内忧外患。但我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无论企业、政府、媒体都不应该对光伏乃至整个新能源产业过分悲观,问题是暂时的。今后新能源一定是各国大力发展的产业,这点无法改变。国内产业如果能尽快理顺管理体制,顺应市场规律,在“十二五”末将迎来拐点,总体产能是继续扩大,而不是萎缩。

  通过一组数据的对比,就能把过剩过热问题解释清楚了。今年我国光伏产量在7-8GW,目前产能估计在15-20GW,相当于全世界的消费总需求。根据光伏产业规划,2020年光伏发电量目标为2000万千瓦,近两年每年新增50万千瓦,2012年后每年新增100万千瓦。反观我们现在的产能,已经达到每年1500万千瓦,是国内市场目前年需求的30倍。

  造成现在光伏产能过热的问题,说到底是我国国内企业没有按照市场需求,来确定自己的生产规模和生产布局,对产业政策缺乏考虑,企业过分依赖海外市场。在海外市场对中国集体说“不”的时候,大部分还是依靠出口的中国企业,可以说毫无还击之力。

  林伯强:无论美欧是出于贸易保护主义,还是出于遏制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等目的,“双反”成立至少说明中国产品的确有低价销售甚至低于成本销售的情况。低价本身就是产能过剩的副产品。

  光伏是能源领域的“奢侈品”,现在美欧经济衰退,尤其是欧洲深受债务危机困扰,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对光伏领域对整个新能源领域的补贴大幅缩水。就好比没饭吃的时候,还有什么闲情去买LV?

  国内的光伏终端利用市场刚刚开启,由于成本问题,国内生产容量非常有限,光伏产能主要依靠国外市场来消化,产能迅速大幅增加将企业推向了困境。所以说,两方面的夹击令国内企业日子很难过,但不是所有企业都会倒下,部分技术先进的企业,在政策帮助下,可以渡过难关。

  王斯成:就最新美国出来的双反税率,情况比预计的要严峻一些。目前美欧对中国光伏业提出“双反”调查,至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产品存在低价倾销和补贴的现象。从我了解的情况,许多企业在赔钱开工,没人愿意这么干,但是迫于现金流的压力,有时企业不得不贴钱做赔本生意,牺牲眼前利益,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这是中国自身的问题。

  但海外市场的心态也很成问题。欧美市场以及光伏企业,对低价产品的心态就是“叶公好龙”,渴望采购到低价的设备、低价的组件,真的低价来了,却唯恐抢占了自己的市场。

  记者:业内人士不止一次指出,美欧“双反”反得没道理,那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是出于何种目的?

  孟宪淦:光伏产业绝对不是就光伏而光伏的问题,联系到华为中兴事件,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要从战略高度来看待此类问题。美国、欧洲等惧怕中国快速崛起,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占先。新能源、信息产业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美国、欧洲回头一看,原来的市场都被中国逐渐占据,很是焦虑。

  美国有意设置贸易壁垒,把贸易问题政治化。今年恰逢总统大选,每每到了大选年,限制中国都会成为两党打出的一张牌,似乎谁骂中国越凶,谁的选票就会越多。无论是华为中兴,还是陷入“双反”的光伏业,以及之前的进入美国市场受阻的产业,不过是政治的“牺牲品”。

  梅新育:就举华为中兴事件来分析美国的心态,两个字“心虚”。迄今为止,美国也没拿出一个像样的,哪怕是捕风捉影的证据,证明中国企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问题。

  企业如何应对自救

  政府救助是一方面,企业自身谋求转型才是脱困最关键的因素

  记者:在美欧的贸易大棒下,中国光伏行业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如何自救?

  林伯强:对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两点,一是把握风险,二是主动整合。判断风险最简单的就是看全球的经济走势。目前美国财政面临断崖,欧洲根本没有从债务危机中脱身,就算美欧没有“双反”,海外市场在政府补贴大幅缩水的情况下,也在萎缩。

  中国企业主要处于产业链的中间,也就是做设备,终端用户在国外。在海外市场大幅萎缩之际,中国企业必然要经历一场激烈的整合。但是企业不会全部倒闭。所谓长痛不如短痛,整个行业可以借机洗牌,把弱的去掉把强的留下。

  孟宪淦:对于美欧的“双反”,首先要了解的一点是,“双反”都有期限,每年都会复核,会根据市场的情况动态调整,如果今后中国企业在技改上进一步提升,价格更具竞争力,税率应该也会作出调整。

  其次,企业要积极做好法律抗辩工作。很多企业对欧美“双反”很反感,但从长远来看,配合调查对企业还是有利的。从美国这次对不同企业、对配合调查与不参与调查的企业征不同的税率可以看出,他们采取的“分化拉拢”政策,我们要把握这种心态。

  政府救助是一方面,企业自身谋求转型才是脱困最关键的因素。英利集团现逐步开始从做组件、部件转向做工程,值得国内企业借鉴。今年9月,英利提出了“两个转型、五个升级”的战略,从商业模式、营销模式两方面转型,从管理、技术、质量、品牌、队伍五个方面全面升级。

  梅新育:但凡遇到国际贸易争端,都会碰到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如何面对国际规则?几十年来,对此类问题的回答没有什么新意,无非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中国企业要完全规避风险也是不可能的。

  目前,企业最希望得到的还是政府抵制“双反”的明确态度,防止美欧对华贸易限制扩散到全产业链,扩散到其他领域。

  记者:中国该如何从容面对遏制,在扩大海外市场的同时,免于遭受突如其来的袭击?

  孟宪淦:在此我要引用一句毛泽东的诗词,“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中国“出海”遇阻的企业一定要有这般气概,对于外部鼓噪,我们没有什么办法,但只有自己发展好了,才能从容应对。各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就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必须战胜所有对手,才有可能赢。在比赛中,受到对手遏制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因此心态要平和。

  梅新育:面对遏制,要用自豪的心态面对,不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人都被山姆大叔视为竞争对手的。有时候美国、欧洲对中国的遏制,反而可以解读为是一种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另类肯定。但企业不可自我放松,要尽力做大做强,对国际市场采取侧面包围的形式。中国保证自我的良性发展,谁也遏制不了你。

  政府应该如何使力

  应“区别对待”,对底子好、规模大、技术先进的企业加大扶持力度

  记者:此前,有部分地方政府有“企业化”迹象,不计风险大手笔融资,成为产能过剩的推手,自身债务风险控制不当,那么在这轮危机中,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姿态?

  林伯强:政府应该把手抽出来,摆正位置。太阳能产业链基本上分三块:研发、设备、终端,各级政府的救助扶持应该更具倾向性,主要投在较为薄弱的两端。对中间过剩的设备应该给予充分竞争的空间,让市场对企业优胜劣汰,积极淘汰落后产能。

  两端做好了,市场需求就会大幅提高,中间自然不会有问题。如果政府一味把钱投入设备商,没有市场仍然无法救活光伏行业。

  梅新育:政府可以联系债权人,实行债务重组,考虑利用地方国资平台、地方国企、国有公司接盘一批底子好但陷入困境的企业;对企业应“区别对待”,对底子好、规模大、技术先进的企业要加大扶持力度,帮助其渡过难关,但对技术差、决策严重失误、有企业家掏空企业现象的,救助一律“免谈”。

  王斯成:刚刚公布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示范区申报项目,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光伏项目,政府做大国内市场的姿态很明显。我刚从欧洲光伏大会回来,会上我们也放风出去,国家能源局将分布式发电装机规划从10GW提高到15GW。让欧洲、美国去“反”吧,企业如果能抓住国内扩容的市场,继续生存下去没有问题。

  孟宪淦:政府目前的帮扶姿态很明显,就是积极扩大国内市场,政策尤其倾向骨干企业,但鉴于目前行业产能过剩,现在政府在制定政策、实施项目时,冷静许多。

  记者:目前政府开出的救助“药方”是否对路?

  王斯成:政府“扶优扶强”的政策还是比较适宜的。在欧洲光伏大会上,未来合作还是各界的共识。

  梅新育:光伏企业规模相当大,要想完全脱离政府参与完全回避不可能。

  中国政府在协同组织对光伏企业的援助重组方面做得较好。未来需要在为中国企业创造更适宜的经贸规则方面下功夫。改变单纯地与国际接轨,创建更公平公正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