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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奥弗霍尔特:中国的习近平因素

2014年1月6日来源:联合早报作者:威廉·奥弗霍尔特浏览:字体:大中小

  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领导层交接之前,专家们纷纷表示,中共决意要避免具超凡色彩的人物掌权。他们指出,中共希望新领导人更像即将卸任的官僚型领袖胡锦涛,而不是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那样的魅力型领袖。

  但新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绝非平庸之辈。他一上任就前往深圳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30年前,邓小平这位前中共领导人便是在深圳拉开改革的序幕,让顽固的中共接受了自由市场。在11月的高层会议中,习近平制定了经济方向根本性变革的细节,光芒盖过了他的同僚。

  如今,以习近平为首的新改革领导小组,将协调并让难驾驭的同僚接受他的改革计划。与胡锦涛不同,习近平立刻出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也将执掌平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乍一看,一位“最高领袖”(paramount leader)正在冉冉升起。

  近期历史可以解释这一权力再集中的现象。1993年,中央政府领导人的权力相对有限:他们对货币供给没有控制权,也很难免除省级领导人或更换高层军官。中央政府收入很低;事实上,按比率计算,也比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央政府的收入来得低。

  这一状况在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和朱镕基担任总理时出现了变化。他们通过集中权力,来避免中国银行风险上升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在此过程中,中国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减少了5000万,全国失去了2500万个制造业岗位,中央政府工作人员数量也被削减。这些措施挽救了中国经济,但代价是社会压力的全面增加,也导致朱镕基在离任后非常不受欢迎。

  人们对朱镕基与江泽民的城市、沿海和市场导向改革的不满情绪,让从政经历来自内陆省份甘肃和西藏的领导人成为接班人。面临对不平等的愤恨和社会紧张局面的胡锦涛和他的总理温家宝,承诺建立“和谐社会”,不再有朱镕基的议程所带来的压力。他们放慢经济改革,停止政治改革。官僚人数从4000万膨胀到7000万,权力则下放到各省份、官僚机构和国有企业。

  幸运的是,了无生气的胡温时代,并没有让江朱时代实施的改革所启动的经济增长放慢速度。但江朱改革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失去动力。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低成本出口难以为继。基础设施投资对象,不再是城际高速公路等强化增长的项目,而是生产率较低的二三线城市的购物城。国有企业生产率大幅下降,它们优先获得融资的特权,也挤压了私人部门投资。地方政府通过征地和卖地进行融资的做法,也已趋于极限。

  于是,推动新一轮深层次改革就变得至关重要,包括利率、证券市场和外汇管制的自由化,这样才能为生产率更高的私人部门提供资金,并削减国有企业的过剩产能。尤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这些改革,来消除将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泡沫的罪魁,是找不到其他可盈利投资渠道的巨额储蓄和外国资本流入。

  政府计划实施利率和资本账户自由化以鼓励对现代、高价值产业的投资,不再继续补贴低价值出口部门。政府开始将经济的基础,从出口导向型产业转向国内增长,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政府还宣布,将抑制地方政府征用农地,和通过政府控制企业过度借贷。

  然而,反对改革之声不绝于耳,但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国有企业决意捍卫它们的特权。高杠杆地方政府无法忍受较高利率或货币升值,坚持继续卖地并反对房产税。它们也担心,向农民工提供社会服务的新要求所带来的财政负担。

  因此,一个精干的新领导团队必须动员起来。最高领导层人数从九人减少为七人。新阵容排除了最强硬的左派声音(薄熙来),右派的“极端改革者”(李源潮和汪洋)也退居次位。为了减少元老的干扰,胡锦涛卸任军委主席,江泽民也承诺进一步退后。

  此外,中央成立了一个改革领导小组,来确保官僚执行政府的指示,也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类似)来协调外交政策。此前,军方时常不同外交部沟通;而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负责朝鲜事务)也往往不与外交部(负责韩国事务)协调其行动。反腐行动减弱了反对改革的力量,朱镕基再次以英雄形象出现。这些都为习近平的上台铺平道路。

  简言之,中共集体设计了一种新的领导风格——“精心处理的魅力”(managed charisma)来满足国家需要。这意味着习近平不可能成为最高领袖。中国国家主席的权威显然增加了,但习近平只有在掌握选票的情况下才能行使权力。在存在争议的问题上,他在七张票中只拥有自己手中的一张。

  作者:威廉·奥弗霍尔特 William H. Overholt 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和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