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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运动式反腐败符合政治理性

2014年8月15日来源:联合早报浏览:字体:大中小

  中国的腐败已经发展到亡党亡国的程度。怎么办?人们指向制度建设。腐败是制度的产物。首先,腐败是现存制度运作的结果,包括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在内的很多制度。其次,反腐败的制度不作为,不能有效遏止腐败,更不用说是根除腐败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国家都会从制度入手来惩治腐败和预防腐败,确立清廉政府。

  但是,对反腐败的制度建设的考量不能过于简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并非没有制度建设。论反腐败制度的规模和数量,中国可能比任何国家都要大、要多。每一代领导人、每一届政府都会增加一些制度和机制。这里就需要比较现实地理解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企求制度来解决所有腐败的问题。

  这次反腐败的总体策略是先治标,后治本,这有很大的政治理性。从实际情况看,腐败已经发展到不治标就难以治本的地步。首先需要治标,就是要为反腐败制度的确立,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任何制度都是由人来建立的,也是由人来运作的。任何一项制度如果让腐败者来建立,让腐败者来操作,理论上最健全的制度也会演变成腐败的制度。从80年代到今天,中国建立了那么多反腐败制度机制,但占据这些制度的人或者反腐败者本身,往往也很腐败。结果,腐败仍然大行其道。

  从这个角度看,不能低估运动式反腐败的作用,通过荡涤大面积的深度腐败局面,造就一种较好的政治生态。只有在一种比较好的政治生态之下,才能确立有效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制度。这里的过程是:用运动来清除大面积的腐败,确立良好的制度建设环境;确立一套符合时代需要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制度机制;用制度机制来保障清廉政府。

  党内自上而下反腐败

  当然,反腐败运动本身并不能表现为仅仅是政治运动。这次反腐败尽管表现出运动形式,但已经超越以往传统的政治运动形式。至少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反腐败并没有表现为民粹主义式的群众运动。实际上,从一定程度看,自下而上的群众反腐败空间已经有很大的收缩,这尤其表现在通过互联网的社会反腐败。在过去很多年里,老百姓通过互联网工具的自发反腐败运动,曾经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几乎有成为主体的趋势。

  但这次反腐败的主体,乃是自上而下的党内反腐败运动。其次,在各类腐败案例中,尽管企业界也卷入其中,但除了少数案例,这次反腐败的对象主体是党政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再次,这次反腐败运动已经倾向于在法治基础之上。反腐败的运动性质本身并没有可以质疑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运动是否有法律的基础。即使在民主国家,反腐败也往往体现为运动式的。不管在怎样的制度环境下,腐败积累久了,就需要用运动来加以整治。运动式的反腐败和法治也并没有必然的矛盾,只要反腐败运动是基于法治精神基础之上。

  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很重要,从形式和数量上看,中国都已经具备了,但仍存在着巨大的改进空间,主要是制度的有效性和权威性。首先,中国之前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制度数量过多,也就是内部制度过分多元化和分散化,制度机制之间缺少整合和协调,没有确立起政治责任制。各机构之间互相制约、推卸责任,在造成了巨大的制度浪费的同时,为腐败分子创造了很多机会。

  就反腐败和预防腐败制度的权威性来说,直到这次反腐败运动,基本上不存在制度的权威性。例如,制度机制都表现为“左手反右手”、“左手预防右手”的形式,同一级党委和政府,自己负责自己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这种设计必然导致制度失效。让各级党委来主导自己的反腐败,就会造成这个党委本身是腐败的制度根源,让各级党委来主导自己的预防腐败,就会造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