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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国企改革:守旧与冒险

2014年10月29日来源:南风窗浏览:字体:大中小

  如果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新一轮国企改革口号提出,国企改革历程已有36年。这36年中,国企产权改革可算是纠缠中国的一大“心病”,从意识形态争锋到利益分配方式,一直都不能算形成“全民共识”。

  2013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国企改革再次“等风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思潮的守旧与创新,利益的冲突与协调,改革过程中的风险与监管,依然是这一轮新改革所面临的难题。

  改革如何开拓新边界,又避免重蹈过往所犯错误,让国企的真正所有者获益?这恐怕才是考量改革成功与否的最关键标志。

  产权问题

  中国的改革总体是渐进式的,30多年国企改革如今仍然是个争议性话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30多年之中,经济改革的整体取向是市场化,而市场化与产权私有化又无法分割,也因此,某种程度上,这30多年也是如何费尽心思重新诠释“社会主义”的过程。

  如果以阶段来区分,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国企改革是在圈定产权问题不讨论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放权让利—工资浮动、承包租赁、利改税等等,基本取向是改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打破统购统销、行政直接指挥企业的局面,提高国企面对市场的灵活性和效率,也是赋予国企“代理人”,也即实际经营者更多的决策权,将其自身利益与经营业绩逐步挂钩的过程。

  国企改革的同时,是民营资本的放开和国外资本的引进,存量与增量同步进行,这也导致国企的体制弊病在市场竞争上充分暴露出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显然无法在国企身上体现,企业办社会、行政官僚风、竞争性不足,结果就是90年代国企的大面积亏损,形成了大量的银行呆坏账,给分税制改革后的地方财政也带来了更大负担。

  产权问题被认为是原因所在,由于缺乏清晰的产权关系,企业经营管理者动力不足,缺乏情感认同和责任担当;现代企业制度无法建立,经营决策随意性过大;企业也无法破产退出市场。

  在这个过程里面,在“放权让利”和“厂长承包”阶段,已经出现了关于国企“代理人”道德风险的争议。

  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产权改革为核心,带着激进改革味道,甚至有些“休克性疗法”式的国企大改革到来,史称“国退民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