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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民粹性民族主义的危害

2014年12月8日来源:联合早报浏览:字体:大中小

  在民族国家时代,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民族主义无处不在。自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精神始终反映在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尤其是爱国主义),也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美德。但同时,民族主义也不时地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近代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无一不和民族主义有关,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民族主义便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歌颂,有人诅咒。今天,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和复兴,对国际和平和民族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民族主义也再一次成为人们不得不关心的重大议题。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只要这个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所组成,民族主义就不会离开人们而远去。因此,一个现实的选择是构造一种比较理性的民族主义,避免各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民粹之上的民族主义。这也正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这种挑战既发生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宏观层面,也发生在社会心理的微观层面。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精神,就是通过把自己融合进世界而崛起和强大。当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时候,他表达了其民族主义精神,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就是要通过改革开放,追求国家的强大。邓小平实现了他的民族主义精神,因为正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中国走到了今天,在短短30来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贫穷的国家转型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但近年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2008年以来,西方长期处于危机之中。中国本身没有危机,也有效地防范了金融危机扩展到中国。在很多年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不过,在同一过程中,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各种冲撞也表现出来。从前西方经济好的时候,信心十足,并没有感觉到崛起中的中国真能“威胁”到西方。但是,深陷危机的西方,开始对自己信心不足,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西方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被中国“威胁”的感觉,促成西方做出各种有悖于中国利益的事情。这种外在的变化,无疑为中国新一波民族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此外,很多内部因素,例如社会所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精神的萎靡不振等等,也是民族主义的内部驱动力。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几种力量。第一,传统比较左的力量。传统左派对西方的批评或者憎恨,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他们强调传统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一旦涉及到西方的东西,便恐惧起来,很害怕西方会改变中国的一切。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左派一直对之抱怀疑态度,经常对改革开放发难。尽管中国通过和世界体系的融合变得更强大了,但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他们对西方的看法和敌视。人们可以把这一力量称之为原教旨主义者。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这种敌视其他国家的力量。

  第二,保守主义力量。无论何地,保守主义力量都是强调“国家利益”的,他们并不相信任何超越“国家利益”的东西的存在。中国的“国家利益”既包括硬力量如经济力量,也包括软力量如文明和文化。对保守主义来说,民族主义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利益的软力量,因此只要是民族的,也就是产生在中国的,就是好的。很自然,他们很抵制西方的文化“侵入”,提倡用“民族的”来对抗“西方的”。

  第三,愤青式民族主义。很多“愤青”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贫穷落后的中国,成长在富裕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成长过程也刚好是国家的强大过程。对他们来说,一个国家要成为强大并非难事。他们为国家的发展而感到骄傲。同时,他们也目睹了近年来西方的衰落。因此,他们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甚至是自我欺骗的感觉,那就是,“西方衰落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了”。

  第四,民族主义的利益相关者。这个群体非常庞大,出现在各个领域,包括意识形态、战略、文化、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等。“利益相关者”意味着通过使用民族主义,他们可以获得具体的利益,例如得到更高的地位或者更多的经济利益。对这个群体来说,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化,只是一种获取其他利益的工具。简单地说,就是用“国家利益”的名义来追求个人的利益。对这个群体来说,他们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即使没有,也要把之塑造出来,因为通过这个“敌人”,可以追求到自己的利益。例如,他们往往通过夸大来自西方的威胁,包括军事战略、意识形态、文化等等。他们在把社会吓住了的同时,也获得了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