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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丝绸之路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2015年1月12日浏览:字体:大中小

    从世界经济历史的发展和现状来看,今天的中国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实现本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带领发展中国家走出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困局,让全球经济在激发增量的过程中,平稳达到结构再平衡。长期而言,中国也有能力带领非西方国家,针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体制失灵的问题进行改革,以建构一个更公正、包容、有序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责任。同时,在国际责任的构架内,中国能够避开西方和美国对中国的潜在围堵,正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实现长期的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目标。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丝绸之路才显现其不寻常的意义。

    为什么这样说?首先,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既是这些失衡的必然结果,也使得这些缺陷暴露无遗。西方国家过度消费,政府举债度日;美国滥用其铸币权,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动摇;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不断增高,热钱到处流窜,导致全球资产泡沫;国际自由贸易秩序,正被区域自贸板块逐步侵蚀。

    西方的结构性经济失衡,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崛起有关。当代新自由主义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于英美国家的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时代。开始时焦点在于私有化和政府退出经济领域。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之后,新自由主义很快就发展到世界经济领域,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理想化,错误地认为全球化会形成完美的国际劳动分工,各国可以凭借其“比较优势”,来促进无限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看不见的手”和“比较优势”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不过,这两者都促成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西方各国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经济结构失衡的道路,主要表现在国内产业格局的失衡、社会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的失衡、金融创新与投机的失衡等,而最终则表现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全球化、资本外流、就业不足、过度福利、弱政府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和政治失衡的结果。这表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又到了一个改革和转型的新阶段。最近,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讨论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政治危机。到处蔓延的抗议浪潮,只是西方政治危机的其中一个表象。

    “金砖国家”缺乏足够实力

    对西方来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重建国家权力秩序?西方花了很长的历史时间,确立了对产业资本主义的监管体制。现在需要多少年来确立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制造业资本主义的监管体制呢?建立政府对企业的规制,首先需要强大的政府,但是在大众民主下,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强大的政府呢?如果没有强大的政府,由谁来监管强大的资本力量呢?又有谁来制约民粹主义式的民主政治呢?也就是说,西方经济体要达到内部各自经济体的平衡很不容易,更何况说是国际经济的平衡了。

    西方没有能力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非西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对西方的失望,使得很多人把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包括“金砖国家”(巴西、俄国、印度、南非和中国)。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力,需要有客观、冷静和理性的认识。

    以“金砖国家”为主体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的确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波全球化过程中,最显著的国际经济现象。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这些国家的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在世界经济的版图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些国家也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不难理解,人们开始把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希望放到了这些国家。

    不过,这些国家还远远没有能力来平衡世界经济。这里有很多原因。和西方相比,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和总量还是比较小。尽管在快速增长,但要平衡世界经济的实际能力,必然受到其客观经济规模的制约。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远远小于西方主要国家。金砖国家中,其他四国经济的总量相加还没有中国一国大。金砖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在扩大,也在产生一些外部影响力,但这并不自然转化成为平衡世界经济的能力。要平衡世界经济,必须回到用什么方式来平衡这个主要问题上来。在这方面,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都一样:即使有实际能力,也缺失有效的工具来拯救世界经济。